“九一八”事變紀念碑

93年前的今天，日本發(fā)動“九一八”事變，侵占我東三省，抗日戰(zhàn)爭大幕拉開。早在事變前，中共隱蔽戰(zhàn)線即部署情報力量嚴密監(jiān)視日軍行動，提前預警了“九一八”事變。中國共產黨根據情報，準確掌握日軍侵略動向，率先舉起了武裝抗日的大旗。

紅色特工開辟對日戰(zhàn)場

日本對華侵略蓄謀已久。日俄戰(zhàn)爭后，日本將中國東北南部地區(qū)強行劃為自己的勢力范圍，對東北進行全面的政治、軍事控制和經濟掠奪。面對日本的侵略，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束手無策，放任日本步步緊逼。對此，中共中央指示隱蔽戰(zhàn)線派出重要力量奔赴東北，加強當地的情報工作建設和對日地下斗爭。

東北陸軍講武堂舊址

1928年底，黨中央情報保衛(wèi)部門——中央特科從上海派遣蔡伯祥（邵扶民）前往沈陽，開拓東北對日情報保衛(wèi)工作。1929年蔡伯祥到達東北后，領導趙唯剛等人，憑借在沈陽上層的廣泛社會關系，建立起一批重要的情報力量，重點針對日本軍隊和特務機關的侵略活動開展情報搜集。1930年，蔡伯祥發(fā)揮自身擅長醫(yī)術的特點，創(chuàng)辦了秘密工作掩護據點——首善醫(yī)院，他以醫(yī)生的身份廣泛結交東北軍政上層人物，了解掌握了許多新情況。

智用“中統(tǒng)”開展日軍調查

1930年，國民黨各派系軍閥為爭權奪勢爆發(fā)混戰(zhàn)，東北軍待價而沽、伺機而動，讓蔣介石“很不放心”。蔣責令國民黨黨務調查科（中統(tǒng)前身）負責人徐恩曾對東北軍開展秘密調查，徐恩曾派遣錢壯飛和胡底（兩人實為中央特科情報員）承擔這項工作。中共中央得知此事后，決定利用這一機會，派中央特科情報科科長陳賡與錢壯飛和胡底一同前往東北，名義上為國民黨黨務調查科打探東北軍情況，實則對日軍侵華陰謀展開全面調查。

時任中央特科情報科科長陳賡

在當時的沈陽，日本建立了龐大的軍隊、警察、憲兵和特務系統(tǒng)，暗探密布。特別是火車站一帶，毗鄰日本人居住區(qū)，戒備更加森嚴，對外來人口跟蹤和盤查極細。陳賡在當地地下黨的協(xié)助掩護下，開展對東北地區(qū)日本軍部的調查。他們以國民黨特務機關證件為掩護，不僅獲取了大量有關東北、華北的重要機密情報，而且詳細掌握了東北地區(qū)日軍動態(tài)，圓滿完成了黨中央的任務。

發(fā)出警報“日本人要動手”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變前夕，我地下黨在沈陽南滿鐵路車站偵察發(fā)現，日本人大肆擴建倉庫，在車站周邊搭建了很多臨時軍用帳篷，挖掘大量掩體，用木板代替鐵絲網遮掩訓練場所，并聽到內部有日軍進行大規(guī)模操練的動靜。為進一步核實日軍動態(tài)，他們前往吉林四平等地開展偵察，發(fā)現了類似現象，鐵路和給水塔旁的日軍哨兵不斷激增。敵內獲取的情報同樣顯示日本正在謀劃大的軍事行動。地下黨立即向上級報告：“日本人要動手！”這一情報提前一個月預警了“九一八”事變，獲知情況的中共中央及時做好了相關政策準備和戰(zhàn)斗準備。我地下黨同時通過各種渠道，將該情況報知當時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士毅。然而，蔣介石忙于內部軍閥混戰(zhàn)和“圍剿”紅軍，對日本采取妥協(xié)政策，要求東北當局“不予抵抗”，眼睜睜坐視日本陰謀得逞。

“九一八”事變爆發(fā)后，中國共產黨第一時間號召并領導愛國軍民，同日本侵略者展開堅決斗爭，一方面在東北建立抗日武裝力量，開展局部抗戰(zhàn)；一方面在淪陷區(qū)廣泛建立地下黨組織，在隱蔽戰(zhàn)場與日本斗爭，成為了東北抗日的中堅力量。

來源 /“國家安全部”微信公眾號

責編/和潤黃

二審/和曉華

終審/和繼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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